•      妻与我同庚，同村，妻的家与我的家仅十户之隔。小的时候，我和妻常在一起玩耍，捉迷藏，过家家。红色的年代里，我们一起列队游行，一起高喊革命口号，妻扎着一对长长的小辫子，常在我后面跟着，屁颠屁颠的。那时候电视机还是稀罕物，全管理区只有供销社和水产站有，记得有一次带妻到供销社看电视，但大门锁了，我只好爬墙头，可墙上全扎满了玻璃碎片，一不小心，将大腿划了个二寸长的口子，当时鲜血直流，吓得妻哇哇直哭，这道伤口留下了一道很长的疤痕，直到现在，妻看见我腿上的这道疤，也都还唏嘘不已。

后来，我们都长大了，我参军到了部队，五年的戎马生涯，我和妻没有任何的联系。复员后的一天，我在家整地坪，因为当时农村家里的地坪都是土的，由于天天扫地，房里便凹凸不平，我洒上水，用铁锹将土挖起、粉碎，再用红砖铺上。这时，妻来了，乍一看，还真认不出来了，女大十八变，16岁分开，五年后，妻竟也出落得很好看了。她见我满脸狐疑，便作了自我介绍，这时我才恍然。她说是来借书的。

我书念得不高，但五年的部队生活，却读了很多书，尤其钟爱写作，其间在报刊杂志上还发表了不少文章，我的津贴几乎全用在了买书上。复员的时候，我的书足足打了四个大纸箱，引得邻居们估摸不透：莫非这小子在部队发了什么不义之财？

听说妻是借书来的，我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冲动，我欣然答应。记得当时借的是一本卜迦丘的《十日谈》，这本书至今也不见踪影了。后来，妻才说真话，她并不看书，找我借书只是一个理由罢了。

很自然的，我们又开始了交往，仿佛找回了童年的记忆，也很自然地，她做了我的妻子。

开始几年的磨合期，我们争吵不断，因为我渐渐发现，我和妻在思想上、生活方式上，情趣上都不在一个层面。我曾将我和妻比作电影《人生》里的高加林和巧珍，一个谈的是巴尔扎克，一个谈的则是猪下了几个崽。

高加林和巧珍最后分手了，但我和妻却一直在一起，因为很快我们就有了儿子。这样，儿子便成了连系我们这个家的牢牢的绳索。

在村里干了五年村官后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进城了，妻和儿便也紧随我而去。为了妻的商品粮户口，为了妻的工作，我真是是摸尽了黑路，欠遍了人情。

进城的起初几年，妻吃了不少苦，因为没有工作，妻只得去卖小菜，卖甘蔗，不分白天黑夜，不管刮风下雨，冰冷的雪天也要守着摊子，一天下来，也挣不了几个钱。后来，找单位领导将她安排到单位招待所上班，我们也搬进了单位的一间破旧的平房里，这样，生活才算基本安定下来。

妻子有洁癖，无论多破烂的房子，即使水泥地板，她一天也要拖洗二遍；只要是太阳天，她怎么也要将床上的东西全部搬出去晒一晒；出差回来，我如果不将全身的衣服换下洗澡，那是决不容许进房门的。

妻很节俭，因为是过苦日子过来的，她从不舍得买好衣服穿，我如果不在家，桌上便只有一碗蔬菜。前年妻的生日，我给妻700元钱，叫一位同事买一件她曾看过多遍且喜欢的衣服，可回来时，买的竟是一件100元的便装。

妻做得一手好菜，特别是糍粑鱼更是一绝，院子里同事们的好多媳妇找她求教，手把手教后，这些人怎么也还是做不出妻做的那个味。朋友们常到家里来，点着要吃妻做的这道菜，每当这时，妻的脸上就会露出得意的笑。

我是个孝子，父母勤劳一生，父亲过完七十大寿便患肝癌去世了。我很孝敬我的母亲，母亲住在乡下，妻便隔三差五地买些好吃的送下乡，帮母亲清洗所有的衣物、被褥，整理得熨熨贴贴的。母亲常骄傲地对乡邻说：我真好福气，找了一个好媳妇。

随着我官位的升迁，我常告诫妻，不要在别人面前充样子，不要和别人说长论短。妻谨记我的话，为人一直很和善。但当有人诽谤我时，妻便会象一只暴怒的母狼，非得与人争个白长黑短不可。